“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已经成为达尔文进化论耀眼的标识符。在这一标识符的反复作用下，一般人已经习惯于认为：强者是代表进化的一方，而弱者是将被淘汰的一方。这种观点被用于社会学，于是就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而又催生了类似希特勒这样的种族灭绝者。我们不难证明这些主义在道义上的反动性，但是我们并不一定真正认识到其理论上的谬误性。

当然我们可以从社会学角度来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比如我们可以说社会进化不同于生物进化，社会进化是制度的进化，是社会秩序的不断优化。但这似乎意犹未尽。

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使我得出一个出乎自己意料的结论：强者恰恰是进化的保守派，而弱者才是进化的急先锋。

我们首先明确一下弱者和强者的定义：在相同的生存环境下，那些能适应环境者为强者，反之是弱者。这里的“适应环境”需分两头说：一头是趋利，即由于生存资源相同而引起的（同种或异种之间）竞争中，那些有能力占有资源的为适应者，反之则为不适应者；另一头是避害，即那些能躲避侵害者为适应者，反之为不适者。

注意这个定义的前提条件是“在相同的生存环境下”。

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必须明确：诸如狼和羊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强弱关系。它们是生态环境上的一个食物链，它们之间是动态平衡关系。

所以强弱多半是在同种之间或在竞争相同生存资源的异种之间比较而言的。

我们已经知道生物的进化是环境和基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进化过程中，环境起着主导的、决定性的作用；而基因的变化是盲目的，对进化的贡献是被动的。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环境如果不变或变化缓慢，那么生物的进化进程则相应也是缓慢的；环境的巨变必然导致物种的巨变。恐龙的灭绝和哺乳类的崛起是这一论点的明证。生物在千差万别的环境下的适应性、稳定性的事实也是有力的证明。

那么生物是不是被动地适应环境的变化呢？不是的，生物可以“主动”变换环境。注意：既然是“主动”变换，那么也就是说客观环境并没有多少变化，而是生物主动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比如迁移到一个新的地理空间或改变食性等。但是这种“主动”变换也往往是迫不得已的，而且往往是弱者才会“主动”变换环境。因为弱者在原有的生存环境下无立足之地，不得不“背井离乡”改变生存环境。这虽然可能导致灭种灭族，但在新的环境下，也多了创新进化的可能性。而那些强者在原有环境下得天独厚，“不思进取”，可能永远没有或很少变化。

所以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人类起源于非洲，但古老的非洲却是人类的后进之地；同时又可以想象到欧洲人、亚洲人的祖先当初是如何被非洲人的祖先 追着、赶着 完成了“伟大的”迁徙壮举的。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